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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评论中的《鸿》和张戎(附录一)

江枫

张戎,由于《鸿》于1991年10月在美国出版后一连数十周高居畅销书排行榜首,并在第二年获得英国非小说类文学大奖NCR奖、全英作家协会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年度奖和当选为当年杰出女性而一举成名,更由于很快这本书就被翻译为二十一种文字,在近三十个国家和地区出版,销售量达数百万册之巨,已经是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要了解一位作家,最好的途径莫过于读这位作家的作品,随着这部自传体著作中文本在中国大陆的印行,作者生身故土对她暂时陌生的读者,都一定会熟悉起来。

但是,这部以三代女性主人公坎坷经历为主线的著作,可以真实而生动地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身世和家史,以至从一个独特的侧面纵观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却还来不及告诉我们张戎和她的《鸿》行销世界以后,世界各国千千万万读者心目的《鸿》和张戎。

现在,有关《鸿》和张戎的评论,收集起来,已经够出整整一本大书。仅仅来自英语世界和华语世界的,也已称得上洋洋大观。评论家的背景不同,倾向各异,分别从各种角度剖析作品的得失,也回答了张戎这部处女作何以能在难以计数的类似作品中脱颖而出,引起可以说是全球性的轰动。

“联合王国价值最高的图书奖,25,000英镑的NCR图书奖,昨晚海伦敦大学讲师张戎赢得。”这是英国《星期日独立报》的新闻报道,“由计算机制造公司NCR资助的这个奖金,是专为非小说类文学作品而设的唯一大奖,张女士的自传体著作《鸿》击败了其他三名竞争对手:菲南德斯·阿梅斯托的《哥伦布》,霍尔洛伊德的《伯纳·萧》和理恰森的《毕加索》。”评委会主席特伦斯·斯坦普说,“评委们全都发现,这是一部一经捧读便不忍释手的作品。三个女人的生活经历和生动形象,说明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我们选中它,不是因为善作文字游戏,而是由于能告诉人们一些新的东西。”

首先为张戎大声喝彩的是大西洋彼岸容易激动的美国人——“如果你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多少有点关心,即或毫不关心,《鸿》都会紧扣你的心弦。这部著作好得令人目眩:是不可思议的历险记,是有关勇气的童话,是惊心动魄的残暴故事,而且,也是对于男女两性之间难以相互理解的沉思录。”这是经常为《纽约新闻报》撰写书评的卡洛琳·西伊评论《鸿》的一段导语;她的结束语是,“这是一部心平气和、分寸得当的历史书,但是读起来却好像是通俗小说畅销书,就像人们所说的,一读,就放不下。”

《记忆的艺术》,是美国《时代周刊》一篇书评的题目。作者好像是位亚裔作家,名叫H.G.Chua—Eoan,他说,“世世代代回忆中的家族史,往往由于记述者外加的形象和色彩而有失准确,然而也会有某个幸运的家旋,有某个叔伯、姑姨或从兄从弟,能够以精确的描绘再现以往,保证记述几乎无懈可击而成为往事的真实写照。张戎这部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就具备这种性质。”

“张戎并未试图作出复杂的社会学解释。她仅仅是按照编年的时间顺序、不加修饰地叙述往事和轶闻,以一些真实的生活寓言,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众多难解之谜提供任人解读的答案。”他认为,“虽然几个士主人公给人印象深刻,然而张戎书中写得最好、最富于悲剧性格的形象之一,却是她的父亲、一个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产党官员的形象。”

作为文学作品,他说,“一段段分开来读,张戎的叙述可能显得平淡。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作者以细腻的人物描绘和亲切的直接回忆,多姿多彩的次要人物和错综复杂然而令人着迷的侧线情节,达到了狄更斯的境界。结论是,“以三千年文明史自豪的民族,曾经修养出忘却的艺术”;“而《鸿》,证明了中国人也有记忆的艺术。”

《洛杉矾时报》的一篇书评,把张戎的《鸿》和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连续剧对比,同世界文学史上小说大师们的杰作相提并论,认为:“这部书记述一个中国家庭三代人真实生活经历的家史,包含着比《豪门恩怨》更富戏剧性的家庭纠葛,比《小杜丽》(狄更斯著)更能令人心碎的悲剧,比巴尔扎克笔下任何画卷更具讽刺意味的波谲云诡和形形色色蝇营狗苟之徒。”作出这种充满热情的评论的作者本人,就是一位著名纪实文学作家,是《末代皇帝》、《神话背后的裕仁》和《不能咬就亲吻那只手:齐奥塞斯库的崛起和覆亡》等书的作者爱德华·贝尔。

他说,“张戎根据她自己和家庭幸存成员的回忆,生动地调动起中国的各种景观、音响和气味,为新兴的中产阶级在从1920年代起席卷中国的灾祸和动乱中的遭遇,写出了必然是最惨淡但也是感觉最敏锐的记述。”

“张戎记述所及的那一历史时期,已经成了许多第一流学术研究著作的主题,但是还没有一部像《鸿》这样的书。在这本书里,家史和政治历史交织在一起。”贝尔以内行人的口吻指出,“也许这部长篇巨著唯一、然而是次要的缺陷,是企图把文化大革命既当作历史、又当作切身经历来记述。已经有一整批的‘红卫兵’文学,使我们熟悉了那些可怕的年月,我曾迫不及待想要快速读完那些叙述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过程的篇页,急于再读到成都,再读到张戎和她那令人惊异的一家人。”

《从封建主义到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部家史》,是作家戴维·盖茨为美国《新闻周刊》写的一篇评论,他说,“有装饰美趣味的书名《鸿》(英语书名为‘野天鹅’),对于记述中国以往三代人生活的这部目光锐利、动人心弦的著作,在分量上是显得轻了一点。而副标题‘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却可能会吸引谭恩美(华裔美国女作家、《喜福会》的作者)的读者,但是和这部作品的宏大规模不相称。这部家史——其最为令人难忘的人物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刚正不阿的父亲——也是一部义和团之乱到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史。这种双重焦点不是牵强组合的米切纳(美国小说家)式的作品,因为在中国,政治气候的微小变化也会对公民个人产生直接和意想不到的影响。事实上,消除公私界限正是毛泽东的伟大理想境界。”

随着英国版继美国版之后问世,在崇尚适度和分寸感的英国评论界,也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热情。七十年代曾经常驻香港的女作家米涅特·马琳在英国《每日电读报》题为《中国的悲剧》的一篇书评中称,“《鸿》是一部很不寻常的杰作。有关这部回忆录的一切都异乎寻常,包括在这里也一定会取得的、已经在美国取得的那种成功。它不仅是一部受到普遍欢迎、令人不忍释手的畅销书,而且,受到了几乎每一位关心中国事务的评论家最严肃和满怀钦敬之情的注意。”

“这部著作,能唤醒一部伟大的悲剧被认为该会唤醒的,诸如悲悯和恐怖之类,所有各种情绪;还能引起一种在看到智慧之光指向黑暗深心时,混合着钦佩、绝望和惊喜的复杂感觉。”她还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容易消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

英国著名书评家露茜·休斯—哈利特的评论又有她独特的视角,她那篇发表在《独立报》上的文章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故事,虽然时间背景完全设定在二十世纪(张戎的外祖母生在1909年),却记述了中国从一个半封建社会转变成为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张戎用质朴的语言叙述她的故事,成长要的政治和历史背景中,始终把焦点对准个人的亲身见闻和经历,从而写出了一部广受读者大众欢迎而爱不释手的历史书。”

这位评论家指出:“乐于在叙述笼罩一切的恐怖同时也记录小小的个人欢乐,既标志着张戎的真诚,也是使得这部著作如此令人着迷的诸多因素之一。”身为女性评论家兼作家的露茜,似乎特别看重这一点,她接下去还说,“把《鸿》和畅销书目上那些作品相提并论,也许显得看轻了它题材真实的重大严肃性,但是这部著作,确实给了读者许多和优秀历史小说联系在一起的美感享受。张戎既写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内战、饥荒和恐怖,也写茶馆和求亲的礼仪、广播喇叭震耳欲聋的吼叫和十几岁街头小流氓帮伙的帮规。尤其是她还坦率道出了接受群众性思想改造的真实感受。”

“在所有记述二十世纪中国梦魇中切身体验的著作中,《鸿》是我读过的最有思想深度也是最能催人泪下的一部,从一个方面说,像是阴森而凄惨的东方童话,然而张戎叙述她和别人回忆的确凿根据和含蓄的激情无可置疑。这不仅是一个有关变化着的中国背景下中国三代妇女经历的记述,也是向她死去的父亲、历经痛苦的母亲表示孝敬之意,并为他们和所有千百万受迫害者辩冤的出色(而且是非常中国式的)举动。”这是一位著名作家柯林斯·瑟伯隆在英国刊物《旁观者》上发表的评论。

另一位著名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为《伦敦书评》写的书评说,“这是一本非常难得的渊源于悲悯和愤怒的好书。这是一个在私下由母亲说给母亲、女儿说给女儿,一代代传下来的女人的故事。当然,这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的故事。”他认为,《鸿》具有一种“安详而理性的风格,毫不见‘诉苦’的痕迹。”张戎是杰出的说故事能手,善于不动声色地叙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她行文的语气,是历史学家解说政治和经济背景时所用的那种语气。这本书不是一部不同政见的记录,而是忍受和逐渐睁开眼睛的记录。”

乔伊斯·巴纳德,一位俄国和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商业周刊》上也称赞“《鸿》,从不说教,而是通过丰富的细节和动人的故事传达”所要传达的信息。

他说,“《鸿》,追溯了三代中国妇女的奋斗历程,但是大大超过了一个非小说版的谭恩美式小说。它是有关中国似乎无穷无尽周而复始的自我摧残的史诗性著作。许多中国作家的作品经过翻译多少都失去了一点东西,而张戎用英语写作,她那不动声色的叙述把读者的心深深引入这部扣人心弦的巨著。”他也认为,“书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是张戎的父亲张守愚的奋斗始末。”

曾任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主编多年的德列克·戴维新,在《金融时报》的书评中写道,“这部有关真正的三个中国女儿(英语原作副标题)的故事,是以一种伴有智慧和真正中国式天真的绝对真诚讲出来的。这是一部宏伟的力作,是外界曾经断断续续窥探着、猜测着的那位不可思议的伟人,给中国所造成的灾难的局内人报道。”

传记女作家安托尼娅·弗雷泽在《泰晤士报》上一篇书评中写道,“《鸿》,一方面,是娓娓动听、引人入胜的故事叙述——张戎像《天方夜谭》里那个以善于讲故事赢得生命的女人,是中国的谢赫拉扎德——另一方面,又充满痛苦,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荒诞派作家)贝克特的小说《无名的人》的结尾,‘你必须走下去,我不能走下去,我将会走下去。’然而,像所有关于历劫犹存的故事的伟大作品,无论自始至终遇到了多少悲惨和可怕的磨难,《鸿》毕竟还是一本令人振奋的书,给我留下持久而深刻印象的,我相信,还是这家祖孙三代女性的勇气和精神。”

她在赞叹之余又感到惊讶,“难道这果真是她的第一部著作?但是肯定不会是她的最后一部:这位谢赫拉扎德一定还会给我们讲更多好听的故事(我注意到,她刚好不到四十)。为了她的缘故,愿她有较多的欢乐和幸福可说。”

《亚洲华尔街日报》在1992年11月6日,以“《鸿》获得成功后心灵净化的一年”为题发表了一首张戎专记,因为张戎说,《鸿》对于她是一服清泻剂。作者苏珊·凯瑟琳卡·柯尔在伦敦西区、张戎和历史学家琼·哈利德一年前婚后购买的新居里访问了她。据苏珊报道,英国广播公司正准备为张戎和她母亲夏德鸿拍两集电视专题片,现在第一集已在伦敦播出,第二集上个月刚在成都拍完的。她说,“《鸿》是本世纪有关中国的书籍中拥有读者最多的一部。”

据都柏林的《爱尔兰时报》报道,张戒和她的母亲今年7月应邀参加了爱尔兰的戈尔韦艺术节,当时平装本《鸿》已继精装本之后出版,而且也高居畅销书排行榜首。

艺术节期间,这家报纸发表了佩内格普·德宁在伦敦对张戎的访谈录,既有他的评论,也披露了张戎自己有关于《鸿》的谈话。德宁说,使得七百页的非小说类作品并不显得冗长而能成为畅销书的因素之一,是“张戎所驾驭的日常英语,简洁而娓娓动听,能使读者对于她描写的事件和激起的感情,不致由于文学或文化的障碍而被疏远。”

“现在以简装本面市的这本书,两年前初版以来,已经风靡了全世界。图为它并不仅仅是三代女人的故事,而且也是中国本身的故事。”“这部心乎气和、冷静而有权威性的传记,读起来像小说;一段家史,而情节、人物和情绪,始终保持着惊险小说的特点,有起伏、有转折,有英雄、有无赖,有欢乐,有痛苦。而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德宁说,“时时出现的个人悲剧,都是构成噩梦的材料,却看不到一丝怨恨。”张戎的回答是,“当我写这本书时,确实非常愤怒,但是并不怨恨。怨恨会腐蚀心灵,愤怒却令人振作。”德宁暗示,《鸿》所表现的直率,是受到了某些非小说类文学作品影响。

张戎承认,“就风格而论,我确实受到一些纪实文学作品的影响,但是这本书的说故事方式,却来源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和俄国的文学。当你描写可怕的事件时,必须给人某种缓解或慰藉。”德宁认为,这种才能“正是张戎最大的禀赋。她是个天生的说故事能手,总能使得读者不断地猜想以后的发展。从家庭琐事到宏伟的全景扫描,个人悲欢和重大事件,常在同一页上天衣无缝地交织在起伏跌宕之中。”

德宁十分欣赏张戎这样一位华人作家的英语,他说,《鸿》的语言是英国英语而不是美国英语。如果当初那笔奖学金把她带到了美国,不知道《鸿》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另一位评论家也称赞张戎的英语“规范”,但是,偶尔在描写丑陋的事件时使用“丑陋的美国英语”如“抓替罪羊”—“scapegoating”之类,倒有助于增强语言的表现力。

“当过红卫兵的张戎,在思想上是不是已经放弃共产主义而转向资本主义?”这是许多记者会问,许多读者会想的问题。

在英国生活了十几年的张戎回答道,“对于我来说,任何意识形态都太狭窄。我写书,我感兴趣的是人的故事;人的故事十分复杂,意识形态却非黑即白。如果你接受某种意识形态,你就必须站在某一方面,你就不得不接受一种非黑即白的标准,用这种标准去解释,更不要说去指导人类社会,就过于简单化了。”

澳大利亚女作家苏珊·吉森,于今年1月17日在悉尼《星期日先驱报》书评版上预告,张戎将于本月抵澳参加悉尼艺术节。她说《鸿》“所取得的商业上和评论上的成功像脱缰狂奔的野马。由于热烈要求参加张戎的文学午餐会的太多,已经安排好另外一场。”她说,“西方长时期以来就需要一本根据切身经历以第一人称记述中国共产党的实验而且好读的书,张戎的这本书就完全值得我们这种期盼。”她认为,“这本书的女主人公是张戎的母亲,宝琴。”她赞赏“这位令人敬畏的女人”,是她“当丈夫拒不在他的原则问题上妥协或低头的时候,以她的务实精神和政治机变使一家人得以度过危难。”她认为,“这本书最有趣的一面,是对于个人崇拜如何发挥作用的种种描写。

她说,“要想理解毛以后的中国和预测中国未来会有的问题,要想读戏剧性的情节、悬念和内心深处的活动,请读这本书吧,其中有无所掩饰的真诚和史学著作的壮阔宏伟。”涉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张戎只是“摆事实”,海外的评论界却喜欢分析、理解、“讲道理”,尽管角度各有不同,但是批判的彻底程度都超过了期许的极限,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其实至少是有借鉴意义的,也都不加引述了。然而苏珊的最后一句话却值得我们深思,她说,“中国之所失,成了我们之所得。”

在非英语国家,反响也异常热烈,法国的《巴黎人》、荷兰的《金融报》、奥地利的《新闻报》,都发表了热情赞誉的书评。法国的杂志《ELLE》(《她》)根据法译本读者的评选,已给她颁赠了“读者奖”。这次从中国回去,据张戎离京时说,还要到比利时去领一项她还不知道准确名称的奖。

在日本,据“讲谈社”报告,分成上下两册出书的WILD SWANS日文译本,用他们的日语汉字说,已经成了“《本年度上半期》大best seller”。无论如何,我是难以料到的:在日本、在短短的时间内竟然也达到了“70万部突破! f4刷!”而且,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的读者群中都引起了共鸣。

在读汉语的华人世界,首先是台湾的报纸在报道张戎获奖的同时,就预告《鸿》的中文译本即将由中华书局出书,今年2月,张戎应出版了中文对本的中华书局之邀,并为下一部巨著《毛泽东传》收集资料访问台北时,各种报刊都作了广泛而热情的报道和介绍。

余友梅在台湾《经济日报》上以“跨越世代鸿沟”为题发表评论,据他引述,“去年1O月曾与张戎同游英国,在六个城市作文学朗诵的诗人余光中说:‘《鸿》这本书中所叙述的中国三代女人,就像三棱镜的三面,把中国的苦难和悲剧,反映出来,并化成美丽的光谱。这就如同文学的元素,虽然现实而丑陋,但是凝聚起采,却可以化成优美的文学。’”余光中并且赞赏《鸿》的作者无意于“以文载道”。

香港某杂志刊发了方苏的评论《中国人的经历太多了》,据作者报道,张戎2月过港,3月又在港小留。他也认为,这本书中“一个极为突出的人物是张戎的父亲,他是一个忠诚而又有着强烈道德原则的共产党干部。这使他成为《鸿》里面一个非常痛苦而有悲剧性的人物,不少书评认为他才是全书的中心人物。”

较有分量的汉语评论,是香港《国事评论》一篇署名平平的“试析荣获英国书籍大奖之《鸿》”,作者把《鸿》称作“中国的《百年孤寂》”,并以此为题。《百年孤寂》,即大陆所译《百年孤独》。作者认为,“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斯(大陆译马尔克斯)的名著《百年孤寂》是以本世纪中拉美地区一场死了20万人的政治斗争为蓝本,塑造一幅拉丁美洲悲壮历史图画,那么,《鸿》所概括的,则是本世纪以来死了几千万中国人的世界罕见的民族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残酷剧集。可以说,《鸿》所写的是中国的《百年孤寂》。”

他说,“《鸿》是最珍贵的价值在一个‘真’字。书中所涉及的人和事都来自真实的故事,那是完全不需要编撰的活生生的事实。除了作者本身有她家庭的特殊的背景这一‘个性’以外,她的家庭各成员的遭际更具有全中国人的‘共性’。换句话说,中国近代每一个家庭与个人都经历过张戎女士及其家庭所经过的遭遇。只是苦难的程度有深浅,个人色彩有浓烈之分别而已。这也便是张戎女士的故事丝毫不需要渲染就能打动每一个读者的缘故。”

“此外,《鸿》的语言亦颇具特色,”他接着说,“在平实的记述中蕴涵的幽默,绝无哗众取宠之心,确有尽述真情实感之诚的写作风格令人感动。读者就好像坐在作者身旁,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似的亲切自然,并不自禁地会引起自身的联想。书中几乎没有议论,但客观细致的叙述,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最中肯的评价。它不但让外国人了解到中华民族真实史况,更使中国人读后深刻地反思:为什么中国人千百年来摆脱不了苦难,挣不掉愚昧的枷锁!?”

谈到《鸿》的中文对本时,评论者说,“由于这部书的另一比较罕见的特点,即是由中国人用英文创作,再翻译回本国文字,所以具有中西文化融合的独到之处,例如,在对事件的叙述上,更为冷静,并注意挖掘哪些外国人关注的方面,在语言表达上,有中国文学的含蓄,也有西方文化的直截了当。”

海外报刊同时议论得较多的,是她正在着手、尚未完成,而已经有英、美、法、德、日等国出版商决定出版的:“由中国人用英文写的《毛泽东传》”。迄今,她已成功采访过许多和毛泽东有过接触的各国政要,这次来大陆采访,收获也颇丰硕,现已满载而归,愿这位更成熟的作家早日完成她更成熟的杰作。

不少评论都提到,对于这样一部有关中国而以真实为其显著特色的著作,何以未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感到迷惑不解。现在疑惑已可冰释,《鸿》的中文译本即将在北京上市。这一事实将表明今日中国的开放,一种不失控的开放,也表明作者对生身故土的深情,表明她非常重视在对她有着哺育之恩的这块土地上出这样一个版本,否则,就不会接受一个作家,特别是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一般不会接受的删节。但是删节不多,据张戎说,删去的只是某些“感想”,而且在删节处都加以注明。感想当然带有议论的性质。这种为了适应我国“国情”的删节,也许倒增强了这部著作述而不论的风格。任何议论都有可能遭到反驳,惟独确凿的史实是任何理论家也驳不倒的。真,是《鸿》最重要的“存在的理由”之一,也许,也会是它存在得很久的理由。

据张戎目前在越洋电话中告知,WILD SWANS在英国已售出80万部,至今仍是第一号畅销书;两集专题片已经播出,一部广播剧正在制作,一部电视连续剧、一部影片都已经开拍,由于此书而在比利时获得的那一项奖,名称是GOLDEN B00KMARK“金书笺”奖。

1993年11月28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