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英籍华裔作家张戎：历史对慈禧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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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全球著名的畅销书作者、现居伦敦的英籍华裔作家张戎（Jung Chang）在休斯敦的亚洲协会德州中心举行了一场小型的新书推介会，向读者介绍她的新书《慈禧太后：启动现代中国的皇妃》(Empress Dowager Cixi: The Concubine Who Launched Modern China)并分享了她对慈禧这个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的新的看法。这次活动是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的，由莱斯大学历史系的讲师赵沈允(Anne S Chao)博士主持。魅力Houston网根据这场英文对话的录音，翻译、整理、编辑出了以下内容（只是当时演讲的部分内容，对提问的内容有大量简化）。

张戎：四川宜宾人，1978年到英国公费留学，在约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首位获英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公民。她1991年出版了自传性质的小说《野天鹅：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2005年出版了与丈夫Jon Halliday合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两书在全球的销量超过了1500万本。

赵沈允：2009年在莱斯大学获得中国现代史博士( Modern Chinese History)学位，主要关注陈独秀的社会网络，也对社会网络的数字分析和华人的美国移民史（如早期移民休斯敦的华人）饶有兴趣，她也是HAAA（Houston Asian American Archive)的一位co-investigator。

赵：许多历史学家的看法是慈禧是位没受过许多教育，有权力，但却是一位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主谋。

张：毫无疑问，慈禧热爱权力，我是说，如果放在今天，她或许会当个政治家。热爱权力本身没什么错。只要你不利用权力满足私欲，令一个国家陷入灾难。当慈禧权力在握时，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从国际贸易中挣的钱购买粮食，填饱中国老百姓的肚子。要知道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用自己的粮食养活全部人口，这是农民问题的根源。慈禧耗费上百万银两，购买粮食，这一点和毛完全相反。众所周知，毛出口粮食以换取技术。我认为慈禧懂得也善于利用权术，她是一个conscientious的统治者，我的意思是一个改革家，但没有把保守派赶尽杀绝。比如我们刚看到的这幅图片上的翁同龢，他是一位保守派，军机处成员，还是慈禧儿子和侄子的老师。慈禧始终团结各种力量进行改革，不过这个过程在有些人看来实在是太慢了。说到激进和耐心，我认为她始终试图在维新过程中避免流血冲突，要知道维新规模并不小。她有效统治中国达37年，看看这些年中国都发生了什么？只要是19世纪出现的现代产品都被引进到了中国，她甚至还想引进投票制。如果她不死的话，她有可能实现这一切。

赵：现代中国史的学生总是将中国与日本进行比较，我们总想知道为什么日本现代化取得了成功，而没有在中国发生。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张：我不是“为什么日本更好”这个问题的专家。我觉得非常简单的事实是：中国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超过四亿人进行的改革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日本只有两千万人口，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在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海军强于日本海军，中国将领强于日本将领。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从中国攫取了四倍于国民收入的赔款，中国被榨干了。更不用提日本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腾飞，中国衰落，人们至今谴责慈禧太后。事实上，她是一个修补者，而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光绪皇帝需要对此负责。他或许的确是个悲剧，但不是什么英雄，他将这场战争引向灾难。这场战争是他的错，也是整个体系的错，正是这个体系将这份重担压在这样一个孱弱的肩膀之上。但这不是慈禧的错。正如我刚才所说，因为她和光绪皇帝关系不好，所以光绪皇帝想把她踢出决议层，在战争期间，她插不上什么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日本手里遭遇到了惨败，日本在谈判中要台湾，要两亿两白银。慈禧说，不行，撤回和平特使，战斗，战斗到最后。慈禧是紫禁城中唯一坚决主战、要求战斗到最后的人。光绪皇帝和他的人担心日本打到首都，清朝覆灭，因此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们把中国的财富都送给了日本，然后所有的人都开始谴责慈禧。当我接触到这些档案时，我认为历史对这个女人并不公平。

赵：您能谈一谈您所采纳的资料来源吗？

张：资料来源都是公开的，这是写书的过程中特别棒的一件事。我的丈夫写毛的时候花了12年的时间，因为在中国资料来源不公开，在俄罗斯部分公开，我们要一点一点地发掘。被称为中国第一国家档案馆的故宫档案馆拥有1200万份文件，1970年代后学者们便可以使用这些文件，可以对其进行编辑、编写、复印、出版，甚至数字化。由于很多文件都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我可以舒舒服服的坐着，在屏幕前接触所有资料。多亏了这些学者的努力，我才能够得以找到浩若烟海的资料，而不是依靠任何道听途说、谣言与传奇。中国学者给了我巨大的能量，我对他们感激不尽。我在写书中有很多问题，他们总是能够回答我的问题。他们中的很多人由于能够接触到这些档案，知道历史迟早重新评价慈禧。

赵：在您研究慈禧写书的过程中，您对她的看法有变化吗？

张：我曾经一点都不了解慈禧。我生长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接受的当然是那种洗脑教育，慈禧是顽固的保守分子，非常残忍。但这些没有成为我的想法，我并不持这种观点。如我所说，第一件让我感到震撼的事情就是她所从事的粮食贸易，这与她的顽固保守分子的形象有所矛盾。随着我对毛了解越多，我就越意识到毛生活在一个多么开明的社会。他是一个年轻的农民，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在学院得到奖学金，要是愿意，他还可以出国。当然了，他不愿意。他可以就任何问题在优秀的自由报纸上发表文章，不管是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还是十月革命。他可以和他的女朋友四处旅行，入住旅社。这种自由是在我所成长时的中国，做梦都想不到的。我上了互联网后，发现现在还有那么多关于慈禧的陈旧宣传，我认识到我有些新的发现要告诉大家。历史遍布重重迷雾，谎言弥漫，而我有些新的发现，这正是我写关于慈禧的书的原因所在。

赵：您能描述一下您成为一位作家的历程么？

张：说来话长，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想成为一个作家。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中国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以及七十年代，你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因为作家都在受到迫害，甚至写作本身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我在1968年16岁生日的时候写了第一首关于我自己的诗歌。我躺在床上，一字一句推敲我的诗，门开始砰砰作响，红卫兵冲进了我们的公寓，我飞快地冲进厕所，把诗撕碎，冲进马桶。这是我第一次创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是农民、是钢铁工人、是电工，当我在电线杆顶上检查输电线路时，总是有一只无形的笔就在我的脑子里写个不停。毛去世之后，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世界。但当我到了英国之后，我丧失了成为一个作家的愿望。因为我简直来到了火星，我利用生活中的每一分钟汲取四周全新的东西。我开始了无数个生平第一次。我跑去英式酒馆，我们中国人管这个叫做酒吧，好像里面都是些下流的裸体女人（听众大笑）。我对这个事情非常好奇，所以找一天去酒馆，推开门一看，没有这种东西么，大家坐在那里喝着啤酒，我好失望。我的生活里充满了这种令人激动的时刻。在中国教英语的都是些从来没见过外国人的老师。我们整天就学些问候语，那时候中国人相互问候的方式就是，“吃饭了么？”、“上哪去？”我第一次去伦敦，没事就问人去哪、吃了么。你看，生活如此令人兴奋，我根本想不起来写作，直到1988年我的母亲来陪着我。她第一次告诉我关于她的故事，我的祖父的故事，我的父亲的故事，以及她和我父亲的关系等。一旦我母亲开始讲述，她就停不下来。她陪了我6个月，每天都在讲。当她离开的时候，留下了60个小时的录音。我听她的唠唠叨叨，觉得，对于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必须得写点什么。我发现自己是多么想成为一个作家。于是，在我的母亲离开之后，我开始了写作。

有一位台湾的读者专程从家里拿来了一本被翻得很旧的、1992年台湾翻译出版的张戎的第一部作品《鸿》（左），她表示很高兴张戎能在这本她小时读过的书籍上签名，而当张戎在休斯敦看到此书时也颇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