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前，我刚刚接到一个新项目，是马来西亚两家电信公司的并购，我们担任买方的财务顾问。这时的我已经升任经理，对新项目的热切和渴望却在日益冷却。我知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我又要过上那种周日晚上飞到吉隆坡、周五晚上飞回香港的日子了。酒店和公司之间的两点一线，统统在酒店里解决的一日三餐，还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带着一年级的分析员做模型、开会、谈判……已经数十次轮回的过程又要重新经历，这让我的内心充满厌倦和抗拒。
其实，就在两年前我离开纽约时，还认定了投资银行该是我一生的职业选择。
“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哪怕只克隆出来一个子墨也行！”
“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开心，随时回来！”
“看来以后我们要多找一些像子墨这样的中国女孩！”
……
1998年7月，我退掉了与公司仅仅一街之隔的公寓，卖掉家具，在同事们的声声感叹和祝福中，离开了美国这个我曾经生活了6年的国家。
临行前的一个月，从午餐到晚餐，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同事们用请吃饭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意，为我送行。
那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在即将告别纽约、和同事们说再见的时候，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烟消云散了。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的挣扎，还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约而至的剧烈头痛，仿佛都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留下的只有那些激动人心的美丽片断。
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那一刻，我的内心无限感慨。婉拒了猎头公司一个个的电话，放弃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我执意要回到香港，因为我知道，是时候，该回家了！
踏上归途时，我依旧对投行一往情深。我从未怀疑、也从未动摇，我一直确信，我将会、而且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金字塔的顶端，获得那个“董事总经理”的称谓。
从小，我就被灌输着最主流的观念：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开始上班了，也一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但是，我却从未真正动脑筋去想一想，什么才算是“好”？是别人都认为好的才是“好”？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才是“好”？
那一刹那，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点拨。我突然大彻大悟，投资银行不过是众人眼中的一道光环，我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快乐，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呢？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同学都会在大学毕业后去非洲、亚洲、去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做志愿者，为什么金钱、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从来都被他们不屑一顾。
毕竟，生活是属于自己的。
而后，一种从未有过的简单、轻松和愉悦笼罩了我。我就这样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
同事问我，是不是有了新的工作，待遇比现在要好；朋友劝我，说再忍半年，到年底就可以拿到那笔数目可观的奖金了；连公司的运营官都和我打赌，赌一年半载后，我一定还会回来。
只有我自己才明白，我一刻也不能再等了，我也永远不会回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