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等到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我专程赶到邮局，拨通了达特茅斯录取办公室的电话。
那时候，绝大多数家庭电话是不能打国际长途的。普通老百姓致电其他国家，必须要去邮局，还要事先交足以分钟计算的押金。到了押金用完时，即便电话没有讲完，也只能被无情地掐断。
想想10分钟应该足够我抱怨和请求帮助了，我交了360元押金，电话刚一接通，就迫不及待、语速极快并且尽可能简洁地将签证官对我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控诉了一番。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Joe。他一边安慰我让我放心，一边表示，他们会立刻和学校的经济资助办公室一起，亲自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发传真，以证明我确确实实得到了达特茅斯的资助。
我把电话听筒紧紧贴在耳边，全神贯注地听着Joe讲话，眼睛却一直在紧张地盯着手表。快到第9分钟时，我不得不冒失地打断Joe，说：“谢谢您的帮助！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我真的很感激！”
也许是听出了我的焦急，也许他理解在中国打国际长途不容易，最后1分钟，Joe只补充了一句话：“我们会竭尽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个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签证还是其他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学生，我何曾想过远在万里之外的一所美国大学会给予我如此的重视，一个素未谋面的美国人又会给予我如此的帮助。从此，我记住了Joe在电话里那个略显苍老但又透着无限关切的声音，它让我第一次对美国人有了一种难以言述的好感和亲近感。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嘟嘟”声一阵急过一阵。谁这么没礼貌？我在心里抱怨着，睡眼惺忪地拿起电话。说了一声“喂”之后，我立刻清醒了，因为电话里传来的竟然是Joe的声音。他说，他知道北京已经是凌晨，很抱歉此刻打扰我，但他必须告诉我，他们已将传真发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希望我能够顺利地得到签证，他和他的同事都会在达特茅斯等着我。
早晨，我回到美国领事馆。递给我“黄条”那一刻，年轻的签证官意味深长地说：“记着，你一定要回来！”
我展现出一个灿烂的笑容，就像那天的阳光一样明快。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肯定会回来！”
6年后，我实现了我的诺言，回到了香港这片同样是中国的土地上。又一个6年后，我回到了北京，这个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如今，由于“911”恐怖袭击遗留的阴影，美国领事馆周围早已戒备森严。因为城市改造，秀水街的小摊贩也早已搬进了漂亮的钢结构大楼。但是，每每经过秀水街，我总是会看到路口处等待签证的场景一切依旧，我的内心也总是会泛起一种特别的情感。毕竟，从那里开始，我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