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四年级一开学，我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看不到尽头的面试旋涡里。和每一位忙着找工作的96级学生一样，尽管11月的达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我却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穿着西装短裙和薄薄的丝袜，披着黑色长大衣，脚蹬高跟鞋，在汉诺威旅馆和教室宿舍间来来回回，奔走穿梭。
汉诺威旅馆是投资银行来学校进行前两轮面试的地点。那阵子，那里天天爆满，每一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西装革履的学生，或站或坐，不安地等待着房间里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
投资银行的面试看上去层层关卡、危机四伏，但涉及的问题却多半是“老三样”。
“讲述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朋友们会用哪几个词来形容你？”
“为什么我们应该录用你？”
无论提问方式如何变化，我总是喜欢亮出我的“自我表扬一二三四”，以不变应万变：
我聪明好学，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
我擅长数字和数学，诸多相关科目的A+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勤奋刻苦，一周工作八九十个小时不在话下；
我善于合作，是个很好的团队工作者。
面试的时间再长，也长不过40分钟。人人都怕刁钻古怪的问题，我也一样。于是，一旦遇到“正中下怀”的提问，我就伺机大讲特讲，口若悬河，再不易被察觉地“延伸”到我悉心准备的其他答案，直至面试接近尾声，对方不再有时间也不再有机会来为难我。
那年第一次面试，是和第一波士顿（CreditSuisseFirstBoston）的一位副总裁。
提起副总裁，我常会想起在香港做暑期工时听说的一个小故事。
一位来自上海的留学生从商学院毕业后，在某投资银行苦熬4年半，终于从经理熬到了副总裁。一次，他陪纽约总部来的董事总经理到某直辖市去拜会客户，竟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副市长亲自出马的高规格接待。
市政府气派的会议室里，双方礼节性地交换名片。然后，副市长居然把外宾客人撇在一边，激动地对副总裁说：“您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贵公司大名鼎鼎，没想到我们的同胞年纪轻轻就能进入最高管理层，手下至少管理几千美国人吧？以后，欢迎您常回来，国家建设很需要你们支持！”
顿时，被奉为上宾的“副总裁”如坐针毡。他对着旁边的美国人，胡乱说了一长串英文，翻译得驴唇不对马嘴，然后又急忙用中文解释：“市长先生，您误会了，我没有管理几千人，我其实只是……”
副市长权威地摆摆手，说：“不要谦虚了！你们的总裁是大老板，总裁下面不就是您这位副总裁了吗？回去请转告你们总裁，我们欢迎他到中国来！”
11年前，国人对投资银行的了解十分匮乏。没有多少人懂得投资银行里的副总裁其实多如牛毛，这不过是一个下有分析员和经理、上有董事和董事总经理的普通职位。
所以，可爱的副市长先生也错把“副总裁”当做来自华尔街的大人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