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格致教育工作坊，欢迎大家穿越时空，来享受一碟知识的小菜，让我们一起天天学习，好好向上！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伟大的人物——杨振宁。上节课我们聊了杨振宁的中国朋友圈，这节课我们继续这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杨振宁的外国朋友圈。
杨振宁的这个外国朋友圈里面，牛人、大咖是一圈一圈又一圈。在这个牛人大咖当中，第一个要讲的就是爱因斯坦，杨振宁跟爱因斯坦至少有四次的交流。
第一次是1949年，杨振宁参加了爱因斯坦的一个讲座，爱因斯坦开了一个“怎么改动广义相对论场方程”的系列讲座，每次大约100人来听。杨振宁在它的专辑中说，虽然每次都去听，但听不大懂，除了研究方向相差比较大之外，还因为爱因斯坦演讲的时候总是德文、英文夹杂着说。其实，爱因斯坦的这种习惯是他常年养成的。因为爱因斯坦的研究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几乎不跟人合作，是一个独行侠，所以他自己根本就不在意有什么口音，这种习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也没改变。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到网上搜一搜爱因斯坦的视频，听听他的英语，说句实话，我肯定听不懂，但是我估计一般懂外语也不大容易听的懂，因为他的口音太重还比较含糊。
杨振宁跟爱因斯坦的第二次交流，也是在一次演讲当中，那是在1950年，爱因斯坦邀请玻尔（Niels Bohr）来高等研究院，爱因斯坦和玻尔两个人关系不一般，私交非常好，他们在学术上属于长久的、几十年的对手，这两个人有点像羽毛球界林丹和李宗伟一样，最近李宗伟退投了，林丹还在打着球，几十年来，林丹和李宗伟打了不知道多少次球，不是你赢，就是他输。而玻尔跟爱因斯坦两个人，他们每一次碰到一起，都在展开一系列的论战，而且他们的论战都非常抓人眼球，他们两的论战在现代物理史上的可以说是一段佳话。
这次玻尔到普林斯顿来做演讲，尽管他们找了最大的教室，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位置坐。几个小时当中，爱因斯坦和玻尔都讲了很多，但是还是之前那个问题——口音太重。他们俩口音都太重，玻尔的英语有一口浓重的丹麦味，爱因斯坦还是一如既往的夹杂着德语的英语。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说，这两次的演讲都很失败，杨振宁说他当时是坐在地上听完的，没凳子坐。他描述说：大多数年轻人跟他一样，只是坐在那里，看这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的反应，其实并不能真正懂得他们俩说了什么？他们俩辩的是什么？和他们俩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杨振宁跟爱因斯坦的第三次接触，就比较深入了。在1952年，当时杨振宁和李政道刚刚合作完成了两篇关于“统计力学”的论文，这两篇论文我在杨振宁的传记中看到了，不但他们自己很满意，而且爱因斯坦读了以后也很感兴趣，于是就通过助理找到这两位年轻人，说要把他们找过来单独聊聊。
那次谈话谈了一个半小时，说了些什么呢？杨振宁在他的传记中的的原话是：“他找我去谈了不少时候，很不幸，我的收获不大。”因为爱因斯坦讲话当中是英文夹了德语，说起话来声音又低，杨振宁会英语但不懂德文，所以他就陷入了一种因为长久崇拜的一位伟大物理学家如此接近而带来的一种强烈情绪中，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讲什么上。
杨振宁说：“他跟我谈完以后，出来后，别人问我爱因斯坦跟我说了些什么？我讲不清楚爱因斯坦讲了什么。”
杨振宁和爱因斯坦的第四次接触是在1954年。这是唯一的一次私下的会面。离爱因斯坦去世只有一年，不过1954年的时候爱因斯坦还经常到高等研究院来散步。那天，杨振宁带着他儿子——3岁的杨光诺在研究院的草坪上散步，想着爱因斯坦不正好要过来吗，于是杨振宁就多等了一会儿。爱因斯坦果然出现了，于是就有了一张合影，就是3岁的杨光诺，杨振宁的儿子站在爱因斯坦身前，爱因斯坦带着礼帽，低着头笑呵呵地看着孩子的一张合影。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杨振宁跟爱因斯坦有4次接触，我们可以看出杨振宁是什么样的人。我也看过李政道传里，说李政道对杨振宁那次接触，李政道写了很多很多，李政道书的封面上就是李政道跟邓小平的一张合影，接见的，这个我就感觉到不同凡响。
从杨振宁跟爱因斯坦的接触当中，我发现爱因斯坦对杨振宁的影响不大，杨振宁是一个说话做事很真诚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全中国能有几个人能够跟爱因斯坦在思想上有过交集呢？这绝对就是一个炫耀的资本。这几天我们也碰到央视的一些着名的主持人，我就感觉到我很荣幸，以前在电视里面看到那个主持人，我很欣赏的，而现在居然能够跟我坐在一起吃饭，我很荣幸。而且吃饭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跟他加了微信，我就觉得很很荣耀。
比如，投资界有个大佬，他自己写传记，就写自己上学的时候和奥巴马一起上政治课，只不过两个人都躲在教室的后排睡觉，后来有人把时间、地点一分析，结果发现他压根没和奥巴马做过同学。
认识一个奥巴马尚且如此，和爱因斯坦深聊岂不更值得大吹特吹？就算克制再克制，总要写到最后临走告别时，握住爱因斯坦温暖宽厚的大手，一股暖流流遍全身，这种告别的情景。反正都是自己写的，又没有人反对，但是这些在杨振宁的回忆性的文章里完全见不到。5年间有3次相遇，相同点都是：很激动，但是没听懂，没听懂，没听懂。
这是一个真诚的人说话做事的表现。所以我相信杨振宁的两本传记当中写的都是比较真实的，其实，真诚的人的背后都是因为有足够的自信作支撑，没有自信就做不到真诚。如果一个人晚年回忆当年跟另外一个人的会面的时候，添油加醋地把当时的场景说得意义非凡，那只能说明，这个人的终身成就比他当年见的那个人低很多。
杨振宁之所以在70年代后，回忆自己和爱因斯坦在学术上的3次交集，都实实在在地说自己听不懂，我来猜测一下，他内心更深的动机是——我杨振宁的成就并不比你爱因斯坦差太多，我渲染那几次会面反而矮化自己。所以你说杨振宁的物理学成就有多高？起码他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他的心态是平视爱因斯坦的。
我们再来说一说，跟杨振宁同时代的那些物理学家的一些交集，我们不是说，杨振宁出生的时候，物理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在杨振宁超强的这个实力之下，即使时机过去了，他仍然取得了非凡成就，所以杨振宁和黄金时代的物理学家们也都有过密切合作。其中交往比较深的就是费米、泰勒、奥本海默。
费米，做核物理的，这个我们之前曾经讲过。你可以到我的微信公号里面去查一查。费米，他是杨振宁整个博士阶段，不是导师胜似导师的一个人，那几年的教导让杨振宁终身受益。而泰勒则直接是杨振宁博士阶段正式的导师，他对杨振宁的影响跟费米一样大。奥本海默是杨振宁的领导，是高等研究院的院长，杨振宁在高等研究院是一个教授，他们俩关系很好，奥本海默退休时找杨振宁谈话，希望杨振宁接替他做研究院的负责人。这可以看出来，奥本海默对杨振宁是非常欣赏的。
在长期的交往中，杨振宁跟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或者是说杨振宁跟他周围很多人关系都非常好。我选这三个人只是选他们的代表性，而且我选这三个人因为这三个人都非常有性格，都不好搞定。到底有多不好搞定呢？我分别举个他们的例子你就知道了——
费米是当年参与美国原子弹计划的科学家。在中国物理学界里有这么一个段子：实验物理学家费钱，因为要买东西；理论物理学家费纸，因为他要计算；实验和理论物理学家费米。啥意思呢？从这句开玩笑的话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费米的学术特点——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都擅长。不光是中国，国际物理圈对费米的评价也是——最后一个在实验和理论物理上的通才。
费米很牛的，泰勒跟费米在芝加哥大学是同事，在此之前那几年当中，在他们一起去研究原子弹的过程中，他们也是同事。但是泰勒和费米不同，他是属于“口无遮拦”型的，想法满天飞的那种人。
现在泰勒被称为“氢弹之父”，其实他获得这个称号纯属偶然。原因是当年在原子弹计划中，泰勒也领导一个小组，只不过泰勒那个小组总是不能顺利完成工作任务。因为泰勒总是不停地有新想法，他的目标换来换去，最终什么都做不成。当时的总负责人奥本海默想了一个办法，把泰勒找过来，让泰勒单独负责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研究氢弹的可行性。其实当时研究氢弹不是在原子弹计划中，即使完不成也无所谓。奥本海默当时也没有指望泰勒能完成氢弹的理论研究，当时的目的就是找个理由把他从小组里调出去，不要让他再干扰这个小组的正常工作。没想到泰勒接到任务高兴得不得了，最后居然在氢弹的研发上还真的做出了不少突破性的贡献，后来他就被称为“氢弹之父”，这也算是个意外之喜。
泰勒这种乖张不定的性格，后来就导致他被整个物理圈扫地出门，有点像武侠小说里被驱逐出门派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因为一场听证会。
领导了原子弹研究的奥本海默很傲气，说话容易得罪人，当时美国政府内部有些人和奥本海默有过节，就给他泼脏水。脏水泼到最后，美国政府甚至认为他威胁到国家安全，于是就中断了奥本海默的工作，查封了他所有研究资料。当时给他两个选择，要么自己辞职永远不参与国防工作，就样就不起诉；第二个全面启动调查，接受质询，如果输了就是叛国、坐牢。
但是奥本海默对自己很相信，选了后者。在调查取证的最后几场听证会上，其中有一场是物理学家们参加的，很多都是和奥本海默共事的大科学家，他们有很多都是诺贝尔奖得主，都出庭，他们都说奥本海默没有叛国行为，为他的人品背书。而泰勒，本来没有安排他出庭，甚至别的人都阻止他不要出庭，他执意非要出庭作证。可是他的证词是：虽然没有证明奥本海默叛国，但是他确认为国防工作还是不适合再交给奥本海默了。这是当时物理界所有杰出物理学家中唯一一个反对奥本海默的人。
最后美国政府最终虽然没有起诉奥本海默，但也还是全面停止了他在国防上的研究。当时物理圈大部分科学家都忿忿不平，认为泰勒就是一个叛徒。他今后再参加学术会议，同行都拒绝跟他打招呼、握手。
从上面的故事里，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出杨振宁有什么特质？
从之前的课中你已经知道，泰勒是杨振宁博士阶段的导师，而杨振宁最后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协商后取的折中，就是杨振宁最后的博士论文不是老师指定的，而是杨振宁自己找的方向，泰勒不参与决策。这对一个博士生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做法。我有好几个朋友在读博士，他们在读博士提出的建议都是小心翼翼。因为杨振宁这种自己找方向，自己做选题，这相当于，在学术方向上甚至能力上，学生不认可现在的导师。我如果是导师，如果我的学生是这样，我一定会感觉到受到了冒犯、受到侮辱。一个破学生屁都不懂，哪来的资格不认可我？所以一般情况走到这一步，学生一般是毕不了业的。而实际情况呢？两年后，杨振宁写了一篇只有3页的文章发表了，他自己根本没有希望用这篇文章去拿学位。可是泰勒看完这个文章觉得非常好，主动来找杨振宁，求他把3页内容扩充扩充，用这篇论文给他毕业。
你可以想象，泰勒是个什么人？他会是低三下四求人的人吗？从他对奥本海默听证会的做法上看，他绝不是这样的人，他坚持自己意见强烈的不得了。那么他为什么会对杨振宁这么通融？直接的原因就是杨振宁在处理导师的关系上做得非常优秀，非但没有引爆易燃、易炸的泰勒，自己还从其他教授身上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但这只是表面原因，背后的根源我认为还是杨振宁太牛了，他实力超强，也就是说，他对泰勒在学术方向上的不认可、对泰勒的打脸，泰勒本人都接受了。因为杨振宁的实力泰勒很认可，所以在协商论文方向的时候，杨振宁在他眼中就不再是一个学识远低于自己的博士生。所以后来杨振宁那篇3页的文章，也是有足够强的学术魅力，强到让泰勒看了都满意，甘愿求杨振宁用这篇来毕业。所以，不论是杨振宁真诚的回忆，还是当年他在人际关系上处理得妙，背后的根源都是杨振宁超群的实力。
一般来说，能力过强的人很容易得罪周围人，跟周围的人起矛盾，就像奥本海默那样。杨振宁为什么没有，反而能维护得这么好？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先聊到这里，让我们一起认知越狱，自我迭代，格致教育工作坊每天都在这里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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