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谁把自己当作真理和知识领域的法官和仲裁者，谁就会在众神的哄堂大笑中毁灭”。在中国传统中，数学一直处于从属的地位，虽然它与民生日用密切相关，但却无关乎儒家的伦理道德。所以，数学经典也就不可能拥有儒学经典那样的地位。西方数学最初主要由耶稣会士引入中国。耶稣会士最大的目标是将中国基督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得到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支持和中国皇帝对他们在中国居住，甚至公开传教的允许。传播数学知识是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1582年踏上中国内陆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是系统地在中国传播欧洲数学知识的第一人。通过他，欧几里得几何学被引入中国。把西方的“God”一词翻译成“上帝”的就是他。
在历史上，康熙皇帝可能是唯一认真从事数学与天文学研究的中国帝王。康熙皇帝所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是西方天文、数学方法。在他的要求下，宫廷中的传教士为他系统地讲解了西方几何学和代数学知识。通过康熙皇帝，传教士所讲授的部分知识在中国流传开来。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只专注于向康熙皇帝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很少和中国学者们联系。这样的局面令康熙皇帝和耶稣会士双方感到满意。因为，康熙皇帝由此成为唯一掌握西方天文、数学知识的中国人，这可以保证他对相关事务的绝对仲裁者的地位。据康熙皇帝所述，掌握西方天文、数学知识以裁决相关问题，是他学习数学的原动力。
康熙皇帝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倾注了大量的心力。康熙皇帝虽然为了得到学术仲裁人的身份而日夜苦读，但他对儒家学术的理解却很难超过甚至达到自幼攻读经典的真正博学的儒家学者的水平。通过接触西方的数学天文知识使他发现了他能够超越国内学者和士大夫们的知识领域——天文、数学。这很可能是康熙皇帝学习欧洲天文、数学的另一个动机。
《几何原本》在中国得到介绍可以说是西方科学首次进入中国的标志。《几何原本》由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以其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谨的证明体系而著称，读者可以自己证明其中知识的真实性。利玛窦很可能想通过可以由学习者自己检验其真伪性的欧几里得几何学来体现一个无法被直接辩难的领域——天主教的可信性。据利玛窦叙述，徐光启译《几何原本》的初衷并不是介绍欧洲数学知识，而是想通过该书的出版使中国士大夫了解西方知识是有理论且经得起检验的，通过对几何理论的理解，让人们相信传教士们引入的其他知识，甚至天主教教义。在徐光启看来，利玛窦在宗教方面的学识是最为重要的，格物穷理之学为其学术中之小者，而象数之学，也即数学科学则只是格物穷理中之一种。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目的是想由该书的确实可信的理论体系使读者相信利玛窦的学问都是如此可信的。这是该书的最大用途。可以说，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服务的。
徐光启是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而传播科学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儒家传统。他设想能够借助耶稣会士阐释的入世的天主教教义来补儒易佛，以拯救濒临崩溃的社会秩序。当时大部分信教的中国人很可能与徐光启有同样的希望。可惜的是，徐光启只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六章，而《几何原本》一共十三章。过了差不多250年后，直到1857年，清朝数学家李善兰和一位叫伟烈亚力（Awylie）的英国人把《几何原本》的后半部译了出来。1865年，曾国藩将其与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前六章一起刊刻，《几何原本》终于有了完整的中译本。这期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代科学在欧洲诞生，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了，而中国故步自封，完全没有进步。
17世纪30年代以后，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与中国信众产生了“中国礼仪之争”，要求中国教徒不得参与祀孔和祭祖活动。1704年，罗马教皇克莱芒十一世决定禁行中国礼仪，并派特使到中国宣布他的敕令。康熙皇帝敏感地意识到天主教与儒家传统之间所产生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清楚地看出，如果不能较好地处理这一矛盾，则将为其政权的稳固带来灾难。康熙皇帝深知罗马教皇谕令可能在汉人士大夫中间激起反感情绪，他不能为了学习西学而背弃儒家传统。在这一关键时刻，他选择了儒家传统，与罗马教廷决裂并驱逐传教士是他唯一的选择。这标志着耶稣会士使康熙皇帝皈依天主教的努力彻底失败，并造成了西方知识传入中国的又一次中断。
19世纪中叶以前，可能只有康熙皇帝一人意识到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威胁。他曾于1716年12月称：“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100多年之后，康熙皇帝的预言变成了现实。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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