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阔的黄土高原在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了一九七六年。
元月，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气温通常都在零下二十度左右。据记载，本地区当月最低极端气温可达零下三十一度到零下三十二度。
小寒前后，西伯利亚的寒流就不时涌过内蒙古缓坦的草原和沙漠，向中国的北方漫过来。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已经光秃秃地看不见任何一点绿颜色了。一座座山峁象些赤身裸体的巨人，任凭严厉的风鞭抽打自己黄铜似的躯体。大小河流，顿失滔滔，全部被坚冰封盖。河两岸的悬崖上，垂挂着巨大的冰帘；曾经奔涌的飞泉——这大自然诗一般的激情——似乎突然“定格”了，冰体依然还保持着激流腾跃中的姿态。在城市和村落的上空，袅袅地飘荡着黑色的炭烟和白色的柴烟。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路上的行人筒着手，嘴里喷着白雾……可是，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农村的男女劳动者谁也别想呆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往往在这时候正进入高潮。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建的战场。只要有村庄的地方，就有红旗；只要有红旗的地方，就有劳动的人群，就有吼叫的高音喇叭。虽然寒风扑面，但人们的身上和头上都冒着热气。到处都在打坝，修梯田，垫河滩，甚至把整座山都炸掉，修建“人造小平原”……我们估且不谈论这些行为的实际价值，或者是否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改变中国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仅就这种倒山改河的气势，你也不能不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精神而赞叹。当你看见他们象蚂蚁啃骨头似的，把一座座大山啃掉；或者象做花卷馍一样把梯田从山脚一直盘到山顶的时候；当你看见他们把一道道河流整个地改变方向，如同把一条条巨龙从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亘古未变的老地方牵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怎能不为这千千万万的“愚公”而深受感动呢？而且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这样的壮举啊！他们有时一个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更不要说肉了；拿着和古代老祖先们差不多的原始工具，单衣薄裳，靠自己的体温和汗水来抵御寒冷……就这样，一锨锨一镢镢地倒腾着山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曾经修建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凿通横贯南北的大运河……今天，他们饿着肚子，又气壮地宣称，他们要把“地球戳个大窟窿”……原西县是黄原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因此比其它县先走一步，农田基建的高潮早在去年十一月份就掀起来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就取得了赫然的成绩。《黄原报》和省报已经采写过几篇大通讯。地区革委会决定，元月下旬要在这个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到时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要来参加哩。
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最近忙得经常忘了吃饭。他开电话会；听汇报；整夜修改县政工组为他准备的现场会经验介绍报告。冯主任眼睛里布满红丝，宽阔的脸盘削瘦下来，平时整整齐齐的大背头这几天也顾不得梳理，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上。县革委会上下几个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他亢奋的声音在布置各项工作。
世宽和县革委会的其它领导人元旦都没有休息，开了整整一天会。最后决定他留在县城筹备地区现场会的召开，其余常委在元月二号就动身到各公社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使得现场会到时能开得有声有色。
田福军和另外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智一块相跟着，去原西县的两个农田基建先进公社柳岔和石圪节检查工作——因为全地区的现场会准备重点参观这两个公社。完了以后，他们再顺路到另外几个公社跑几天。
田福军和张有智元月二日动身，坐着吉普车先去了柳岔公社。
柳岔公社由一个“新生事物”领导着。公社主任周文龙和石圪节公社主任白明川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年当了公社武装专干的。一九七二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周文龙被推荐上了西北农学院。去年秋后毕业回来，他向县革委会写了申请书，说为了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求回他家所在地柳岔大队当农民。县革委会大力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给他赠送了一把铁锨和一套《毛选》。县革委会还决定，周文龙同志保持农民身份，但同时担任柳岔公社革委会主任。周文龙大学毕业当农民立刻成了一件轰动的新闻，不仅地区和省上的报纸大量宣传他，连《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
在接近吃午饭的时候，田福军和张有智来到周文龙领导的柳岔公社。柳岔公社的大门小，吉普车开不进去，就停在大门外的土场上。
福军和有智走进院子，里面没有什么声响，看见窑洞的门上都吊着锁子。大概所有的公社干部都到会战工地上去了。
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公社的先进名不虚传。
田福军和张有智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锁，听见里边有人说话——还好象听见有个妇女的哭啼声。
他俩走到这门口时，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他俩看见就是有个农村妇女正坐在椅子上哭鼻子哩。
志祥很快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价响。志祥自己不抽纸烟，嘴里叼个旱烟锅子，披一领不挂面的老羊皮袄，四十来岁的人满脸皱纹，象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田福军问他：“文龙呢？”
刘志祥说：“昨天夜里，羊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早上出去捉人去了……”“民工怎偷跑了？”张有智问。
志祥说：“这是两个被劳教的民工，大概受不了工地上的王法，所以……”
“怎么？还有被劳教的民工哩？”田福军皱起眉头问刘志祥。
“可不是哩！周主任一上任，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有四五十个哩，都是从各村拉来的。”“为什么劳教这些人？”田福军问。
“唉！你两个是上级领导，我也不敢胡说……”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
“不怕！你说！”张有智对刘志祥说。
“你说说情况，志祥！我和有智都了解你。”田福军也亲切地说。
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说“其实照我看，都是些鸡毛蒜皮事！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
“怎个‘劳教’法？”张有智问。
田福军扭过头对有智说：“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
刘志祥说：“周主任今年的王法比这要重得多！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了，还给上刑法。贾家沟那个人的胳膊都打坏了，因此受不了这罪，就和羊湾村的那个民工一起跑了；羊湾村的这个人更惨，吊起打了半晚上，十个手指头都展不开，脊背黑青得象冻茄子一样……”
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智。张有智气愤地说：“这成了国民党了！”
刘志祥为张有智的这句话惊讶得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竟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地说：“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就象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你们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嘛！”“是的，”田福军说，“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象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整群众，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刘志祥又补充说：“文龙还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武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
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中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旁，抬起头说：“这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志祥！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我们再和他上话……有智，你说呢？”
胖胖的张有智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想了一下，说：“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干脆这样！咱们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个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张主任说着，就被他的这些话把自己先逗笑了。
刘志祥也笑了，说：“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也不好说什么！”
田福军没笑，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有智的意见。这时，刘志祥突然叫道：“啊呀，你看我这人！光在这说话，都忘记给你两个安排饭了！叫我赶快到灶房去说一声！”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志祥你不要忙饭！你也不要给我和有智专意安排，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和他谈过以后，我们晚上争取再赶到石圪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回柳岔来……”
张有智问刘志祥：“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哩？”刘志祥说：“这是刘坪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她就又跑来找我。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批准……”
“让她回去！”田福军说。
“那好！让我现在就过去让她走！”刘志祥说着就出去了。
不一会，那个妇女竟然哭得泪水满面跑过来，对田福军和张有智说：“啊呀呀，我咋盼到包文正了，我再一世都忘不了你们两个青天大老爷……”
田福军和张有智苦笑着，劝慰这个妇女赶快到医院去看她的病……
那妇女走后，刘志祥就带着他俩去隔壁公社灶上吃饭。
他们进入灶房后，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揭蒸笼。房子里还有一个胖老头，不象是炊事员，穿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叽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个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
刘志祥悄悄对县上的两位领导说：“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都随便……”
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地大吃二喝！
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地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
田福军和张有智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
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两千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十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里。
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时，正是民工们休息的时候，河两面的山坡上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正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阵。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就大声喊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过这边来。
这两个干部先后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
田福军和张有智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
这两个人回答说，本来有五十六个人，但昨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五十四人。
田福军对他们说：“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
张有智立刻又补充说：“再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武装专干问：“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
刘志祥瞪了专干一眼，说：“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
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
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这些被劳教的人员刚释放，整个工地一下子就沸腾了。人们立刻一传十，十传百，说县上来了两个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
民工们马上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帆布蓬前涌来。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象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智跟前来，五十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印。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踏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智赶紧扶起他，给老汉说了半天安慰话……田福军立即对公社几个领导指示：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粮站换成好一点的粮食；再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时给予治疗……
刘志祥掏出笔记本，把田主任的指示都详细记下来了……
在返回公社的路上，几个领导人谁也没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地不满意啊——岂止是不满意……
本来，田福军和张有智准备等周文龙回公社来，但这位主任赶晚饭前还不见人影。他们就连晚饭也没吃，坐着吉普车又去了石圪节公社。临去石圪节前，田福军给刘志祥留话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返回到柳岔来；并让他转告周文龙，把捉回来的那两个农民也立刻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