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1937-），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被认为是当代研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此次中信出版社一举推出他四部相互之间有内在联系的著作，非常有价值。以下是我对这四部著作的解读。从总体上来看，《枪炮、病菌与钢铁》最具思想深度和启发性，《崩溃》次之，另两部的启发意义虽或稍减，但也颇有可取之处。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997）
戴蒙德在本书开始设置了一个“亚力的问题”，亚力是太平洋上新几内亚岛当地的一位政治领袖，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指现代工业制品），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戴蒙德写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就是试图回答亚力的问题。亚力实际上是在问：为何现代化（工业化）出现在欧洲而没有出现在新几内亚？这个问题和中国学术界比较熟悉的“韦伯（M. Weber）之问”（为何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没能在政治经济科学乃至艺术领域走上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理性化道路）和“孔飞力（P. Kuhn）之问”（为何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国家）实际上异曲同工。
在这类问题中，韦伯或孔飞力的西方中心立场是显而易见的，比如韦伯之问要成立，他所说的“理性化道路”只能理解为“西方化道路”；孔飞力之问要成立，他所说的“近代国家”也只能理解成“西方式国家”。对此我们不必过多纠结，反倒是亚力的问法，更不容易发生这方面的问题。
而将这类问题嘲笑为“就是问梨树上为何没结出苹果”，虽然从形式上有力消解了这类问题的理论价值，但确实不如尝试正面回答这些问题更有建设性。
戴蒙德就是试图从正面来回答这些问题——认真解释梨树上为何结不出苹果。
要正面回答亚力的问题，前人已经尝试过几种路径。
第一种是从人种上来论证，即亚力之问中提到的“白人”和“黑人”有何不同。但这个路径直接指向种族歧视，政治上严重不正确，如今在“白左”主导的美国大学中是严厉的禁区，戴蒙德当然不敢去涉足，他还驳斥了这样的理论路径。
第二种路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一路径堪称源远流长，也不存在政治不正确的问题，所以戴蒙德选择了这一路径。他说如果要他用一句话来交代《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的宗旨，那就是：“各族群的历史循着不同的轨迹开展，那是环境而非生物（按即人种）差异造成的。”
戴蒙德尝试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给出更为精细的论证，他设立了关于地理环境的四条标准：
一、食物资源，包括可驯化的动物资源和可利用的植物资源。有了丰富的食物才能喂养更多的人口，才能有人力从事觅食之外的工作，从而形成文化积累。
二、传播与迁徙的条件。有了传播与迁徙，文明才可能传播和交流。例如欧亚大陆显然有利于传播和迁徙，而新几内亚作为太平洋中的岛屿，传播和迁徙的条件非常不利。
三、洲际传播的条件。欧亚大陆又独占优势，而美洲就比较差，澳洲就更差了（可以看成放大版的新几内亚）。
四、面积和人口。必须有足够大的土地面积，和足够多的人口，文明才能高度发展。
按照这样四条标准操作下来，最有利于文明发生发展的地区，毫无疑问，必定在欧亚大陆的某处。事实上，戴蒙德在欧亚大陆找到了两处这样的地方。
第一处是“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大体上就是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也就是古称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根据现今已发现的证据，该地区确实是人类文明发达的最早地区。第二处则是中国，在戴蒙德眼中，中国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区。
但是，接着问题就来了：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都没有出现欧美的“现代国家”，这怎么解释呢？
戴蒙德对肥沃新月地带命运的解释是“先驰得点，后继无力”：“欧亚大陆西部地区几乎每一项重要的创新——驯化动植物、文字、冶金、轮子、国家等等——都是在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发明的。”而经过亚历山大东征和罗马帝国的征服之后，权力中心一再西移，新月地带最终只能为他人作嫁衣裳，自身却从此衰落了。
如果我们同意戴蒙德对新月地带命运的解释可以及格，那么他接下来最大的难题就是解释中国的命运了。戴蒙德知道，在公元1450年之前“中国是世界的技术领袖”。
但到这里，戴蒙德似乎感觉“地理环境决定论”已经无能为力了，他转而求之于政治制度。他认为欧洲的分裂要优于中国的大一统，他找到的证据是：欧洲有几百位王公，所以哥伦布可以在几次碰壁后最终找到赞助人，赞助他去“发现”美洲；而大一统的中国只要政府一声令下，郑和庞大的舰队就全面停摆。所以，大一统的中国最终落后了，分裂的欧洲最终胜出了。而且戴蒙德相信，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大一统，“同样的灾祸将再次重演”。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枪炮、病菌与钢铁》出版于1997年，完成于1996年，那时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工厂，否则亚力的问题就会换成“为什么是中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了。在1996年，戴蒙德不可能想象到中国今天这种规模的崛起，这是我们考察戴蒙德的分析论证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历史局限。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2005）
在本书中，戴蒙德的兴趣更多地转向了环境问题。这与《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也有着内在的联系。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有限地球时代”，意思是说，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同时地球容忍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其实我们人类从一开始就是处在有限地球时代，只是我们直到很晚的时候才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地球上的资源，地球容忍污染的能力，似乎都已经被假想为无限的。即便在理性的层面没有否认其有限性，但这两个极限也被推到了无穷远处——在眼下就可以先当作无限来尽情榨取。因为那时地球上还有大片的处女地未被开垦，在已经被人类居住的土地上，低下的生产力造成的污染，和今天相比也还极为有限。但是工业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一旦出现，就显出惊人的加速度。以人类历史的大时间尺度来看，几乎是转瞬之间，那两个遥远的极限就猝不及防地来到了我们面前。
今天，许多人还想当然地将环境保护问题理解成一个科学技术问题。以为只要进一步发展治理污染的技术，就可以逐步解决问题。但是事实上，今天的环境保护问题，首先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甚至几乎就不是科学技术问题。戴蒙德在《崩溃》的结尾处已经明确宣告：“我们不需要科学技术来解决问题！”他的理由是：“虽然新科技可能会有所作为，但大部分问题，只是需要政治力量来实施已有的解决方案。”
《崩溃》全书正文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现代蒙大拿”，基本上只是一个引子，类似中国明清时代小说中的“楔子”。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亚力的问题”基本上也是如此。
第二部分“过去社会”，首先考察了历史上几个社会的崩溃，包括复活节岛、皮特凯恩和汉德森岛、阿纳萨兹人、玛雅人、维京人。一个基本的结论是：这些社会之所以会崩溃，主要原因就是环境恶化了——主要是当地可利用的资源耗竭了。当时那些社会中自然没有今天的科学技术（否则可以开发利用更多的资源），也没有全球化（否则有可能从别处夺取资源），和今天的发达国家相比，维持其社会和生活方式的能力太弱，所以早早崩溃了。这一部分的最后一章（第九章 ）讨论了新几内亚、日本等处的案例。这从另一方面支持了前面七章的结论——即“环境恶化导致社会崩溃”。这一结论对于全书的观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三部分“现代社会”，讨论了四个个案：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的对比、中国、澳大利亚。本书原版出版于2005年，所以书中依据的是中国二十年的情况和数据。戴蒙德在本章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谈论中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时有危言耸听之嫌。至于他将中国称为“摇摆不定的巨人”，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有着中央集权的传统。这方面他的认识仍停留在十年前《枪炮、病菌与钢铁》中的状态。
第四部分“实践教训”重点论述为什么环保问题不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戴蒙德知道：“如果告诉中国，不要向往第一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中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态度。”但是你要第一世界国家人民放弃他们如今的生活水平，他们当然也不能容忍。而大家都过上“穷奢极欲”的生活呢？地球又不能容忍。这样一来，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发展问题，自然就成为未来最大的政治问题了。
曾经乌黑发臭的泰晤士河后来又流水清清、游鱼可见了，这经常被说成是“污染治理”的成果，但问题是，如果只是通过产业转移，将污染的工厂从泰晤士河边搬迁到第三世界的某一条河边，从整个地球的角度来看，污染还是同样的污染，这算什么“治理”？
不幸的是，第一世界的许多污染都是这样“治理”的。实际上经常发生的是，污染从第一世界转移到第三世界，从发达地区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后者为了快速脱贫致富，还往往乐于接受这种转移。
由此我们就不难知道，环境污染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一部分人抢先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带来的。于是在这个问题上，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各方利益的残酷博弈，谁手里牌更大，谁出牌更精明，谁就更能趋利避害，这不就成为赤裸裸的政治了吗？
戴蒙德希望第一世界的人们能够认识到，即使你们现在还可以向第三世界转移污染，但终究会有无法继续转移的那一天。要第一世界居民降低他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即使第三世界不反抗，地球承受污染的极限也很快就要到了。虽然戴蒙德给自己定位为“谨慎的乐观派”，但是他下面这段话还是充满了悲观气氛：
由于当前的人类社会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不管用何种方法，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在今天的儿童和青年的有生之年得到解决。唯一的问题在于，是以我们自愿选择的愉快的方式来解决，还是以不得不接受的不愉快的方式来解决，如战争、种族屠杀、饥荒、传染病和社会崩溃等。
《昨日之前的世界：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2012）
本书可以视为一部关于新几内亚的文化人类学著作，因为作者在当地生活过很长时间，对当地社会进行了相当细致的观察和思考。书中讨论了新几内亚当地社会的九个主题：社群、解决争端、养儿育女之道、如何对待老人、如何面对危险、宗教、语言及其多样性、有益健康的生活方式、疾病。
这种对当地社会文化的描述和讨论，原是欧洲学者的文化人类学著作中常见的，不过早期许多这样的描述和讨论，往往会带有不同程度的西方中心视角，和欧洲人傲慢的文化优越感。戴蒙德和他们不同的是，他将重点放在本书的副标题上——“我们能从传统社会学到什么”。他认为新几内亚当地社会中的传统和处事方式，有值得现代西方人借鉴之处。这样的观点，在今天欧美高校中无疑属于政治正确的范畴。
《剧变》（2019）
本书挑选了七个国家，从历史事件中讨论它们如何应对危机。这七个国家是：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美国。书中讨论的历史事件，大部分也是关心历史的读者耳熟能详的，不过戴蒙德着眼于“如何应对危机”来叙述这些事件，就为这些事件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比如芬兰虽然在苏芬战争中让苏联付出了代价，但最终仍以对苏联妥协来为苏芬战争善后。又如日本以对外开放来应对1853年美国的“黑船来袭”，这一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如关于智利的讨论，当然又会聚焦到阿连德政权的垮台和皮诺切特的军人统治，但戴蒙德对此的叙述居然让他的美国朋友感觉“这章内容是全书最可怕的部分”。
戴蒙德自述此书“采用叙述性写作风格”，在他的认识中，“这是历史学家传统的写作方式，最早可追溯至两千四百多年前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将历史发展为一门学问时”。他也曾考虑过“计量史学”之类的方法，但后来放弃了，原因是样本太少（只有七个国家），“这个任务只能留到以后的项目中去完成了”，读者或许可以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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